来源于 财新《新世纪》 2013年第24期 出版日期 2013年06月24日
改革不但要和腐败赛跑，还要和人们的期望赛跑，并和有增长之势的法外活动赛跑。跑不赢，麻烦就大了。改革是难，但拖延改革只会更难。
不久前，笔者问过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改革开放35年，改革的任务好像更为沉重了？为什么体制改起来那么难？换个角度继续讨论，既然改革这么难，不改行不行？干脆宣布中国已经建成新体制，再也无需改革，行不行？想来想去，答案是不行。因为不改，更大的麻烦在后面。
第一，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，不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，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改革，很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。
浏览最近新闻，刘铁男案、刘志军案、东北三把大火、延安城管“临时工”暴力执法等，当然，这么大的国家，总有负面新闻，会有偶发因素，但是，这些还是反映出高速增长的中国社会肌体里，带有令人不安的体制性疾病。
以高官贪腐案为例，涉案金额巨大，更要害的是，那似乎是“正常工作”的副产品，不能不判定现行职权利用体制存在极其巨大的漏洞。仅办贪官，不改体制，老虎苍蝇会没完没了。
一个国家粮库，一次过火就烧了几万吨存粮。仓储存粮数目过大，与价格机制被严重干扰应有某种联系。
还有吉林那把大火，经济发展要支持民营经济，但民营企业也要保障工人权益。权利之间的平衡，不能仅靠各方自觉。可平时查这查那很忙，偏偏人命关天的环节没人检查、监督。此案说“政府缺位”，总不冤枉吧？问题是用什么机制来监管政府，使之不再缺位？
管也不能用延安城管那样野蛮的办法。说是“临时工”所为，可事发整整七天之后，城管局长才现身道歉。他到底忙什么去了？官员不忙正事，老百姓也奈何他不得，如此官制怎能不改？
2012年以来的经济形势，总特征就是高位下行。“上山容易下山难”，很多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，但往下行时，平衡的难度就会加大。所以，现在的形势，还不是摆开架式做最优的顶层设计，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。很多问题久拖不决，正派生出更多问题。
第二，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，他们对体制、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，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，对理想社会有更高的预期。比如说，对经历过1959年-1961年大饥荒，经历过人民公社、“文化大革命”的这代人来说，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，再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。但是，对80后、90后来说，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，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，达不到理想境界，就不可能满意。
从年龄结构看，现在承担较高职位者还是对中国历史、改革前后有比较的这代人。但是，社会主体、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，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，他们的参照系是什么，预期值又是什么？他们对社会公正、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更高一点，所以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就更不可容忍？一个社会真有希望，一定是一代比一代期望值更高。所以，改革还要和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。要是改进的速度慢，跟不上年轻一代人对社会的期望，也会出问题，可能让失望的情绪弥漫，无法动员一代代人面对并解决问题。
第三，很多制度性变量改得过慢，总不到位，正在激发法外行为、法外现象滋生。
现在很多事情，法律上说一套，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。不少行为不在法律的框架里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。举一个小例子，民航客机落地时，广播里一定会说请大家不要打开手机。但前后左右，差不多人人都在开手机，弄得有一回一位老外问是不是他听错了？但是，你搭乘香港国泰或港龙的班机，人家一落地就广播可以打开手机了。我的问题是，要是落地之后开手机没有不良后果，干嘛不痛痛快快让大家打开手机？
这是说，很多人的“有法不依”，有时实在是因为那个法定的东西不合理，改一改就不难做到有法必依。但是，现在不少经济管制或曰法规，根本很难执行，弄来弄去大家非不守法，才能过日子。
不少城市都有“黑车”，常常是“白车”门槛过高、负担太重，以及服务不到。再看所谓“小产权房”，法律上没地位，现实中有市场。还有过时的人口控制政策，催生多少“黑户”？金融改革讲“利率市场化”，讨论得很热闹。可走进生活，哪种利率模式没有？所以，法外的世界很热闹，到处都是“中国式过马路”。
讲到这些问题，“小道理”盛行——这个不让碰，那个不让改，但似乎忘了一个大道理，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，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。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，改革要提升制度能力，就要化解法外行为，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行为，尽可能纳入法内框架。否则，很多人另起炉灶，“不和你玩了”，那才是最大的制度失败。
站在当下这个时点，改革的确难。但是，拖延改革，会更难。现实的局面，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，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，并有能耐把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。跑不赢，大麻烦在后面。■
本文为周其仁老师在江南论坛上的发言节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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